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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阅读】生物战还有未来吗?——读《生物战史》

2020-02-12 相关聚合阅读:生物战 未来 军事 史》

原标题:【军事阅读】生物战还有未来吗? ——读《生物战史》

生物战还有未来吗?

——读《生物战史》

靳一昕

前些年,曾和同事一起在哈尔滨考察日军当年的731部队遗址,那是第一次近距离从文字之外对视生物战的残酷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步入纪念馆内,幽暗的灯光,映着泛黄痕迹的墙,空气中仿佛飘荡着燃烧的味道,是血腥,是残暴,是仇恨......日本对中国的罪恶就着无数难以安眠的惨案一同在燃烧,一幕一幕触目惊心,让人思绪万千,悲愤不已......

当年代号731的石井部队为研制生物武器,惨无人道地对我国军民进行细菌试验,获得了有关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马鼻疽杆菌的数据,并在 我国10 余个省的广大地区施放鼠疫、霍乱、伤寒和炭疽杆菌等10余种生物战剂,成千上万中华儿女惨遭蹂躏、折磨、杀戮。日军当年丧失人伦、臭名昭著的生物战行为,永远都应当受到谴责与痛斥,并钉在人类战争史的耻辱柱上,警示后人。

长期以来,战争史研究领域一直缺少一部力作,来系统梳理剖析生物战的演进之路。如今,我国军事专家朱建新推出的《生物战史》可谓是补白之作。该书基于详实的历史资料,分20世以前、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下半叶三段历史时期,分别总结了人类生物战的发展历程,尤其注重阐述各国生物战政策、生物战行为、生物战机构、生物战研发项目,以及生物战相关人物的产生、承继、沿革等情况。正如封面所印,该书“拉开了从未拉开的历史帷幕,一幕幕展现世界各国发生的隐秘的生物战史实,从生物武器、生物战方式、国家生物军备政策等演变中,思考人类面临的危险和应对之策”。

在《生物战史》作者看来,从古代一直到20世纪初,人类直接从自然界采集、拾取病原体及媒介用于战争;19世纪后期,巴斯德为现代微生物学奠定了基础,生物战也由此进入由实验室培养细菌用于战争的阶段,人类对生物武器的利用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20世纪40-60年代遗传学的发展和70年代基因工程的进步,进一步推动生物战进入病原体改造利用阶段,即用人为的方法,如基因拼接重组,进行微生物病原体遗传变异,制造出新的生物战剂。作者认为,在这三个生物战的不同历史阶段,生物武器的类型、生物战的方式、生物军备状况和各国生物战政策都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和国别差异。由于生物战历史相对隐秘,各国有关生物战组织和实施的资料也严重缺失,从而使得战争被害者、旁证者、调查者得记述缺少印证,给研究梳理带来一定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从该书中仍然看到了作者为弥补资料匮乏、勾勒战争进步之路而做出的真诚的努力。

纵览全书,引发有关人类战争发展的诸多思考。其中,需要拉直的最大问号是,生物战还有未来吗?

众所周知,生物科技被用于军事领域便产生了生物武器。生物武器是以生物战剂杀伤有生力量和破坏植物生长的各种武器和器材的总称。它的杀伤破坏作用不是靠炸药爆炸所产生的杀伤力,而是靠其中装载的细菌、病毒、立克次体、病原体、毒素等为主的生物战剂,使人员、牲畜等致病或死亡。相比与常规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具有以下特征:

杀伤力强据美国国会评估办公室等相关机构研究报告显示,生物武器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比,具有更强的杀伤力。从杀伤规模看,1吨TNT当量的弹头,可造成两位数的人员伤亡。一枚300公斤的化学武器弹头,可造成三到四位数的人员伤亡。 一枚携带炭疽菌的“飞毛腿”导弹 夺去10万人的生命 相当于核武器的杀伤力;从杀伤面积看,100万吨TNT当量的核武器,杀伤面积是300平方公里。15吨神经性化学毒剂,是60平方公里。10吨生物制剂,则可达到10万平方公里,生物武器的杀伤面积远远大于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从成本看, 1969年为例,每平方公里 50%致死率的成本分别:传统武器2000美元 核武器800美元 化学武器600美元生物武器则仅仅只要1美元。所以,生物武器的俗称又叫“穷人的核武器”。

隐蔽性。生物武器使用方法简单,释放手段多样,可用飞机、火炮、导弹等将带菌的昆虫或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敌方的河流、城市、居民地等,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被攻击的地区难以在第一时间觉察到这种攻击有时候,这种攻击可以伪装成一种自然流行的疫病等攻击开始生效后,被攻击的地区很难查找出攻击来自何方,由什么人、如何实施。另外,大规模引进国外疫苗,也会增加生物武器攻击的风险,美国威廉恩道尔在《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中指出,“中国引进西方的疫苗和药物,其实是引进了一种威胁。药物和疫苗早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武器化了,而今日中国或许还没有真正觉察到:用药物控制全部人口,过去完全不可能,今天是完全可能的”。

难防御。生物武器与其他武器一样,以人为作战目标和对象,但攻击一旦成功,被袭击的目标又往往成为新的增殖载体或传染源,成千上万倍的扩散,产生新的更大的危害源,极容易迅速扩大影响范围,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生物武器可利用的生物体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被改造和操控的基因序列或蛋白质结构就像一把密码锁,只有研制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其他人很难破译和控制。而且,人类基因或蛋白质可被攻击的靶点十分繁多,被攻击后难以迅速明确诊断和及早治疗,因而难以有效防御

尽管但受国际战争法的规约与控制,未来生物武器的使用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但由于生物武器上述明显的特点,目前世界一些军事强国仍在悄悄地研发生物武器,相关动向值得关注。此外,基于生物科技新进展的军事应用研究,也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如在2014年4月1日,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就专门成立了生物技术办公室(BTO),主要进行生物学、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旨在借助最新的生物学研究成果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2015年3月26日,DARPA官网发布DARPA两年一版的《保障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报告。报告中,DARPA重点关注四个领域:复杂军事系统再思考(Rethink Complex Military Systems);信息爆炸主宰(Master The Information Explosion);生物技术利用(Harness Biology As Technology);技术前沿扩展(Expand 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2016年2月,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BTO)又发布了《生物控制》(Biological Control)报告,旨在为生物系统控制建立新的跨尺度能力——从纳米级到厘米级,几秒到几周,生物分子到生物族群——运用生物材料的嵌入式控制器来运行系统行为。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作为隶属美国国防部的一个创新研发机构。自1958年成立以来,它一直秉持“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防止潜在对手意想不到的超越”的宗旨,在促进美国军事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并直接奠定了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优势。2016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2017财年预算申请,其中DARPA的科研经费预算达29.7亿美元,而生物科技领域为重点投资的关键领域。从近期DARPA在生物科技方面的创新计划来看,其主要在认知神经科学、仿生材料与系统、生物合成与制造、生物传感与生物计算和人-机-环前沿技术五个技术领域开展研发布局。

需要指出的是,在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成立之前,DARPA在生物科技领域的创新研究是相对分散的。如国防科学办公室(DSO)中的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生物学研究;微系统技术办公电竞游戏室(MTO)中的生物平台研究;战略技术办公室(STO)中的环境改造研究等。直到DARPA的生物技术办公室成立后,才将这些传统的生物科技与新兴的交叉性科学领域整合到一起,从单个细胞到复杂的生物系统,再到这些生物体存在的宏观和微观环境,其研究范围十分广泛。

美国学者迈克尔怀特曾在《战争的果实:军事冲突如何加速科技创新》一书中,基于科技、战争与文明进化的广阔视角,勾勒了一副军事冲突、科技创新及人类生活交织互动的复杂图景。最后,怀特感慨说,由于贪婪和攻击的本性使然,人类无可避免地总会发动战争。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与战争互动的历史。对此,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在研究科学史后曾说:“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恩格斯从相反的角度说,“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以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由此看来,只要科学与战争的联姻互动的历史不会终结,人类笼罩在战争阴霾中的宿命就不会终结。

倘若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对战争演进多一份关注,对未来安危多一份未雨绸缪!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朱建新所著的《生物战史》给我们开启了一条认知未来战争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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